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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新华书店诞生70周年专辑
发表时间:2017-11-07   来源:   责任编辑:王 磊 [打印] [关闭]

  【编者按】

  今年是新华书店总店诞生80周年,如皋新华书店诞生70周年,于是我们编印了本期专辑,以示纪念。

  烽火中诞生的如皋新华书店 

  □赵锦伦 贲勇 

  党领导的如皋区域内的新华书店,是在1945年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后成立的,这就是原苏中三分区大众书店和原四分区明理书店汇集到如皋城后,于11月份合并为苏皖一分区韬奋书店,经理是汪普庆,副经理嵇德华,协理陈一清。下设编辑部、门市部、总务科、会计室,还有一个书报印刷厂,共四十余人。

  七战七捷后,我苏中主力部队把斗争重心转向农村,就主动撤离一些城市,韬奋书店一分店就在1946年7月份从如城撤到海安、东台、大丰等县农村开展出版发行工作。1947年驻扎如皋的敌人叫嚣什么“三月会剿、四月清剿、五月围剿”的反动计划,气焰十分嚣张。就在这时,我分区主力部队南下,于1947年3月的一天连夜行军50余里,包围周庄头的敌人,战斗到天亮,全歼敌军一个大队和区还乡团几百人。从此,如皋江安区的形势就逐渐好转。1947年8、9月份,苏中一分区韬奋书店组织图书流动服务队南下,到泰县、如皋、泰兴等地供应学校的教材等图书,让学校有书早日恢复上课。

  以后分店决定要在南线几县建立韬奋书店,并决定魏希周同志与如皋县委联系建店,在县委、县委宣传部领导的关怀下,于1947年11月在贲家巷正式宣告如皋韬奋书店建立,经理是魏希周,会计是顾圣华。以后书店又搬到鄂家埭桥口开门营业,书店同志经常住九龙口。从九龙口到鄂家埭桥口有二里多路,我们每天早上把木箱里放的书抬到桥口,把书陈列在桌上、书架上,对外营业。晚上再将书收起来抬到住地,半年多的时间天天如此,情况紧急时把书藏起来,有一次石庄敌人扫荡到鄂家埭桥口,因情况紧急,书店把部分书放在桥北人家的棺材里,被敌人翻抢东西发现,把书和棺材一齐烧掉。以后我们就向老百姓借了个大洋坛埋在离村庄较远的田野里放书。早晨把书拿出来发行晚上放进去。鄂家埭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离敌人的据点和公路交通线较远,是分区和党政军机关的驻地,也是敌人妄想破坏的地方。

  1948年1月份,魏希周同志调靖江韬奋书店任经理,如皋韬奋书店由黄德兴同志负责,1948年5月,分店调黄德兴回分店工作,派王长仁同志来如皋韬奋书店任经理,王叔真任会计,顾圣华搞业务。同年10月,王长仁调分店工作,如皋新华书店工作由顾圣华同志负责。不久,如皋县委决定把北撤学习回来的赵俊琪同志派来如皋新华书店任经理,顾圣华任副经理。1949年底,新华书店苏北总店决定赵俊琪调仪征新华书店任经理。派三分区书店黄守箴来如皋新华书店任经理,赵锦伦来搞业务。1950年5月,新华书店苏北总店决定黄守箴调靖江新华书店,顾圣华调到宝应新华书店,赵锦伦任如皋新华书店副经理、经理至1956年。1956年,赵锦伦调新华书店江苏分店,马邦华同志任新华书店副经理。

  新华书店淘书记 

  □陈正言 

  新华书店贵在一个“新”字。我与新华书店结缘于爱读书,特别是爱读新书。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爱看连环图画,这是当时大多数少年的爱好。如皋新华书店有各种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经典改编的连环画我喜欢,捉特务的连环画我更喜欢。虽然外面租书摊上也有,但新书很少,新华书店里比较多。那时如皋新华书店在现址西边的鱼市口附近,是一家老店铺改成,哥达式的拱门,地面还是老地板。我经常往那里跑,因为全城就这一家书店。当时新华书店是封闭式经营,顾客并不很多。书陈列在玻璃柜台里,你点哪本书,营业员替你拿出来,浏览一会,就收回,时间一长,营业员就催促了,怕把书翻旧了。连环画柜台全封闭,不肯浏览,我经常趴在柜台上,一本一本看过去,哪几本没看过,默记在心上,然后再到书摊上找,偶尔也买一本。有一次有一本叫《海底擒谍》的连环画新书,是描写太平洋战争的,封面很吸引人:茫茫大海上,海面是军舰,下面是潜艇,还有蛙人。问了价钱,2角。我一溜烟跑回家,将家里所有的牙膏壳凑起来,卖了1角钱,又哀求祖母给了1角钱,然后飞奔书店,把这本小书买回来,如饥似渴地反复看,又借给邻居小伙伴看,无人不被迷住,可惜情节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爱上科普书和科幻小说,比如恐龙、飞机、导弹、南极探险、外星人等,几乎无所不包,都是刚刚出版上市的新书,图书馆里根本没有。因为是老熟脸,营业员对我放松了,我可以较长时间浏览。起初我对物理很感兴趣,记得买了一本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小册子,只有1角钱,但读起来感到太玄,其实是不能完全看懂。于是我又被一些医学科普书吸引,也买了不少,如《肿瘤》《细菌》《十万个为什么(医学版)》等。读《肿瘤》这本书时几乎是一气呵成,内容浅显易懂,又吸引人,我从下午一直读到夜里十二点,当时就立志要攻克肿瘤这个难关。这些阅读为我以后的从医打下了一定基础。

  工作以后,我更是如皋新华书店的常客,买了不少医学和文史类书籍。到外地出差时,只要有空闲,首选也是去新华书店淘书,到北京,逛王府井新华书店、西单书市,到上海,去南京路新华书店…… 以解对新书的渴求。

  美国作家海伦·凯勒说:一本新书像一艘航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广阔的海洋。新华书店是新书的发源地,也是知识的航船,不断为我提供了精神食粮。虽说现在电子阅读很时髦,但我觉得这是碎片化的,纸质阅读仍然不可取代。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去新华书店翻书、买书,特别是最近装饰一新的书店,环境更加温馨,实行人性化服务,使我倍感亲切,顾客也很多,80年的老店焕发青春。看来,我与新华书店将终生有缘。

   

  琅琅书声忆先父 

  □彭伟 

  人生若读书,一页一页地翻,一天一天地过,终会完结。三年前,父亲尚未古稀,便罹患疾恙,不幸离世。年龄好比页数,他既不短命,也不长寿,就像一本不薄不厚的书籍。若论体裁,父亲在我心中更像一本书话集。其中淘书、看书、谈书的篇什佳作,就像一曲曲魔笛的妙声,常常萦绕在我的耳边。

  父亲天性喜欢读书。解放前后,爷爷全家早年依靠做烧饼讨生活,从未顾得上给他买书。年轻时,父亲他已被推荐去苏大,因为爷爷曾被迫为伪军烧饭,只能“错过”良机,选择了参军。入伍后,他成为一名新闻干事,并参加了师部的“红色读报班”。解放军最爱读《解放军报》。父亲珍藏了一帧旧照,摄于1976年10月。他位于照片的左上角,头戴红星帽,身着绿军装;一脸清癯,露出暖暖的笑容,双眼炯炯,聚精会神地盯着战友手中的《解放军报》。年轻的他,每日看报,笔耕不辍,很快在《解放军报》等等报刊上发表了作品,获得提干,改变了命运。转业回乡,新华书店、县图书馆很快成为他定期看书读报的好去处。既为生活,也为兴趣,父亲认真阅读了大量经济学的读物。“死读书”必然“读书死”。父亲明了“理论结合实际”,方能学以致用。他不仅脑眼双勤,而且手脚并进,常跑工厂、公司走访员工、企业家,回家伏案写作。一篇篇涉笔成趣的经济小言论,隔三差五地“出口转内销”,先刊于《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外地大报,再转载于本地报刊。父亲在小城有了些许名气,于是工作也顺畅起来。

  生活上,家人为我的诞生时时喜悦。父亲一直注重培养我的阅读兴趣。周末加班,他工作,我在县委大院里玩耍,爬树摇枝,追蝶捕虫。父亲完工,便领着我,经过一座不高的钟楼,越过一条不宽的马路,来到新华书店。不比当下淘书,地上有书摊,网上有书商,新华书店无疑是当时小城人攀登象牙塔的必经之路。书店外表是水泥墙面,呈砂浆暗黄色,楼高五层,与邻近的二层钟楼近相呼应,一起成为城中的重要地标。书店大门朝南,上下两层用于售书。拾级数步,进入室内,我们先看社会学、文学类的书籍,再上二楼选选课外辅导读物。父亲会主动帮我选一些书籍,譬如《十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等等,丰富我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当然我的选书,他也照单全买。晚上回到家中,他在书房读书,我在客厅看书。他像撰写美文,娓娓道来,逐字逐句地精读,偶尔发出“沙沙”数声,仿佛猎人失脚踩重了积雪。我因识字有限,像乱作新诗,句句跳跃,隔页漫读,将书翻得“刷刷”作响。尽管回回读不全,读不细,但我的阅读兴趣日渐浓厚。读好书,如与高人对话;听父话,又如读好书。父亲很会适时与我分享读书心得。初中老师布置一篇作文。我贪玩,临时抢读佳作,挑出优美词汇,囫囵吞枣地凑了篇“百衲文”。老师颇为赞赏,准备推荐发表。我慌了,主动“自首”。父亲没有动怒,倒是送我一本青绿封面的精装本《现代汉语词典》:“文中好词虽多,但不少用得不准确。只有《新华字典》不够,这本词典很好,可以多查多学。”我烫红了脸,愧怍地低下头,欲说无语。父亲又谆谆教诲:“买书考虑值当,读书追求精当。买书、读书、写文、做人的道理其实相通,实事求是,合适的事情就值得做,合适的书籍就值得读……”这本词典,我保存至今。扉页留有父亲洒脱的笔迹“一九八五、三、二十五购于如皋新华书店”。每每翻阅词典,我总会想起父亲赠书时的教诲,想起父亲就是一本厚重的旧书,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思想。在父亲的词典里,我读懂了真实,学会了选择。

  过去家乡新华书店常常在二楼举办特价书展销。父亲总会陪我去。记得我选了一本杨绛先生的《倒影集》。此书为1982年初版初印,展销价只有1角。父亲赞赏我的眼光,因为他也推重杨文。他支持我将书遥寄北京,求取著者签字。收到签名本,我们咧嘴哈哈笑,开心得像两个孩童。今年“读书节”,我有幸与地方作协同人在新华书店一起朗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故地重游,旧人新著,我不免一时儿女情长起来,在琅琅书声中忆起了父亲。诗人博尔赫斯有言:“天堂若有,就是图书馆。”我每天都会读书,父亲若在天堂,应该也在读书。父亲去了,我俩不能相见,但是因为有书,缘分未了!

   

  我与新华书店的情缘 

  □冯植 

  在我的记忆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如皋县在中山钟楼旁设了新华书店。书店门口都树立毛泽东主席所题“新华书店”手迹统一为标准体招牌,即使在农村乡镇的新华书店门市部门口也是这种标准体的招牌。

  我和新华书店交道越来越多,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所在的印刷厂争取印毛主席著作,后来参加印教科书。我担任生产经营科长,到南京与省出版局联系,并帮助省新华书店向各地新华书店代发运图书,所以我和江苏省储运科、仓库及县新华书店仓库就熟悉了。

  原来出版社的出版任务都交由出版局直属新华印刷厂印刷,完成后交省新华书店仓库发运。为了课前到书,发展了全省40多家县市印刷厂印制教科书,也为了及时印书和减少环节,省书店确定由各承印厂代发运书。由于各厂代办发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几年下来发运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江苏省新华书店决定每年召开全省图书代发会议,召集各承印厂图书代发人员代表参加,通过总结交流经验,提高图书代发质量,慰问和表彰先进个人。我负责经营生产科,也具体兼职图书代发工作,每年参加会议。省新华书店赵经理是如皋人,那时住宿不甚方便,由于代发图书这层关系,省新华书店的招待所也可以接待各地印刷厂的出差人员,到南京后我大都下榻于此。我是做一行爱一行,认真负责,确保包装坚固不松散,核对数字无差错,图书发行和表格底册相一致,为此得到普遍好评;特别是中转书店,对账、货相符相当满意,他们就能及时中转,加快了速度。所以常州市、南通市、苏州市店的代表利用开会之际,找到我当面称赞,省店也收到这方面的反映,要我在会上发言进行交流。那些年我厂多次评为江苏省图书代发先进单位。特别是1980年省书店专门奖励中外名著一大包,这是非常难买的紧俏书。当我回来打开包裹一看共计32册文学名著,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镜花缘》《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传说》《基督山伯爵》等,我欣喜若狂,大大调动我逛新华书店的积极性。

  由于文学名著从此源源不断供应,所以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去书店仓库看看,当时新华书店仓库在大治巷北头的人民剧场西边的巷子里,三间朝南大敞厅,木地板,运来的书包已拆开,摊开那里等待分发各区新华书店门市部。他们知道我是来看看,所以很客气,互相招呼后随便看。我知道书店仓库的书发到门市部经过验收后,才可以销售,所以我看了合适就到门市部购买。仓库旁边有朝东两间平房,据说原来是大革命时期王若飞到如皋视察工作时住过的地方。这时让给负责城西片书店业务的老缪作办公用房,我也到他这儿看看,有合适的书,就付钱买走了。后来图书多了,书店又在西门新建大仓库,有原来库房几倍大。路远了,但我仍然每个星期日都去。

  从爱读书、常购书到收藏书,知识滋润了我,充实了我。

  1949年新华书店发行的《洛杉矶托儿所》 

  □张洵 

  抗战时期,不少女青年奔赴延安,支持革命,比较知名的有丁玲和江青等。沈元晖女士(1906年生,绍兴人),作为一名爱国爱党的护士,1941年来到延安,1945年入党,曾任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副部长等职。不过令沈女士最难忘的工作恐怕要数出任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所长一职。她曾经撰写过一本《洛杉矶托儿所》,由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于1949年3月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40年,“中央托儿所(总政托儿所前身)”在宝塔山脚下诞生了,第一批入园的学生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等。1942年,因为洛杉矶友人的热情资助,学生的生活得以改善。为了表达谢意,学校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黄树则在《洛杉矶托儿所》的序言中解释了沈女士写作《洛杉矶托儿所》的原因,一是“把托儿所的成绩介绍给国际友人”,二是把“积累的办校经验介绍给各地方想创办托儿所”的教育人士。

  时过境迁,如今已是全球化的时代,《洛杉矶托儿所》的“办学经验”的借鉴意义已经不比解放初期了。但是收存《洛杉矶托儿所》依然很有意义,因为此书的资料价值不可忽视,它再现了抗战时期延安的幼儿教育。全书分为“托儿所的发展”“儿童保健”和“儿童教育”等五章,通过详实的文字、具体的图表和生动的图片,展现了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具体的发展经历,使读者深深感受到延安老师的细心与认真,以及当时办学的艰辛。

  追忆石庄新华书店 

  □冒建国 

  小学时代由于我对小儿图书十分感兴趣的缘故,逐步与石庄新华书店接触较多,先是购买刚出的新小儿图书,后来上初中时渐渐对小儿图书没了兴趣,又开始购买长篇、中篇小说一类的图书、生活资料、社科图书。那时成人书虽然只有几元钱,但对于家庭经济拮据的我来说,买一本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当时的石庄新华书店在今天的风鸣桥北,一间朝东的门面房,但西边房子连房子有三间房大。那时有一位高个子的邹经理和我比较熟。由于囊中羞涩,很多时候只能在新华书店翻看,但时间长了,一些营业员会驱赶,怕把书弄脏了、皱了不好销售。为此我总是选择邹经理上班的时候去。有时也会从自己的“小金库”中拿出一些钱,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

  后来邹经理调走了,又调来一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退伍军人徐远祥做经理。徐经理也是高个子长脸庞,但因为不太熟,我在书店看书的时间也变短了。偶尔闲谈中,得知他来自石北乡徐家园,与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徐远峰是亲戚,这样一谈我们又成为熟人了。

  徐经理夫妻俩都在书店工作。后来有一段时间,有少数不自觉的人开始偷书,每月盘点下来总要少十几本书。丢了书,店里人要平摊赔钱,那时候大家工资都不高,还要赔被偷的书款,职工怨声不断,没办法,后来不允许进去翻阅了,只能看门市里陈列出来的书。不仅如此,还在门口安排了两个人把守。交钱后,收费人员会在书的扉页上盖上用隶体字刻的“石庄新华书店”紫红色印章,出门时,门口还有人要检查一下带出去的书有没有盖章。这样严格管理之后偷书现象大为减少。

  但由于我是老熟客,徐经理值班时我仍然可以去里面翻看刚进的新书。这样遇到喜欢的书我会毫不犹豫地迅速买下,渐渐地我的书越来越多。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新华书店重建到现在的石庄路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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