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航居士

 

藏书家、散文家黄裳先生题字

　　我自幼就对书有份特殊的感情。一回，我正在客厅做作业，突然父亲从房间里拎出几捆旧书，准备第二天当作废纸处理了。我“视而不见”，待他离开后，悄悄地挑出一套蓝面的《三国演义》。当时我才入小学，识字有限，根本就读不通《三国演义》，但懵懂的爱书情促使留下了那套书，也开启了我存书的大门。

　　中学时代，我的学业几乎荒废，但读起课外书来却比“课内书”要认真得多。高潮迭起的《雷雨》，幽默至极的《围城》，扣人心弦的《射雕英雄传》等等，让我爱不释“目”！广泛阅读给我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好处是引起了我对人生和社会现状的思考！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传统文化和道德出现滑坡，“酒肉”成为某些人沟通的主媒介之一。新世纪伊始，我下定决心：我要用一生的业余时间去收存和阅读旧书，守候旧书就是守护传统文化。从此南京朝天宫、苏州观前街、上海文庙和北京潘家园等书市都留下了我的足迹。1940年初版的《茨冈》（瞿秋白遗译）、1948年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两辑《烈士传》、钱穆和巴金的签名书、冒鹤亭的批校本等宝贵的旧书也存入了我的书斋。夜深人静时，我爱独守书房，沏上一壶佳茗，翻出一本旧书，且饮且读，享受属于自己的读书乐。

　　2003年至2012年，我客居海外数年，并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主修经济学和亚洲学，其间我的存书、读书生活更上一层楼。一方面，奥克兰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在大洋洲名列前茅。为了学业，我经常去图书馆寻书漫读。在那里，我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日本文学名著，有《今昔物语》《枕草子》和《罗生门》等等。日本文学老师是来自美国的和学家劳伦斯。他每每遇到我去图书馆借书，总爱笑着说：“汤姆（我的英文名字）君，喜欢书啊！”“目耕不息”终有获。亚洲学200是本系最难的一门课，我的200论文获得全班最高分，连洋人同学也羡慕不已；最终我也以较为优异的成绩从奥大顺利毕业。

　　另一方面，新西兰曾是世界上人均二手书店最多的国家，奥克兰更是“书客天堂”，路边、海畔、巷中都不乏旧书店。如鱼得水，我积极买书读书。因地制宜，我将存书目标定为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印行的涉华英文书。前后淘得四五百本，有沈从文的《大地》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等。每次回国时，我的行李箱，大包小包里全是涉华西书！母亲笑我痴，衣服都不要了，只知道运书回国。其实不然，日本和西洋出版了大量的涉华旧著（至今有不少未译成中文），外国人是如何看待国人的，这批书值得后人去收存和研究。藏以致用，我将自己“半桶水的英语”发挥得极致，节选部分书籍反复阅读，写成“域外旧书话中国”系列书话百余篇，陆续在《藏书报》上刊出。

　　在新西兰的跳蚤市场，我居然一次廉价淘得四五十套清民两代的印谱、画册和碑帖，其中还有黄宾虹和邓尔雅等名人的亲笔题字本。缘于书缘，我迷上金石篆刻，以存书为材料，写下二三十篇《苇航书屋印谱过眼录》（“苇航书屋”为笔者书斋名），分别发表在《收藏快报》和《藏书报》上。旅新老诗人、戏剧评论家陈朗和词人周素子（画家周昌谷胞妹）伉俪有诗赠我：“残简犹搜到屋崙（奥克兰旧称‘屋崙’），岂唯金石击心魂。读书种子诚难觅，除却彭生孰与伦。”

　　作家袁鹰在给我的信中深情写道：“文化最重要最富生命力的载体就是书籍……搜集和保藏书籍，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出版的，日积月累，锲而不舍，就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实在是为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作出一个公民的贡献，值得终身为之尽力的神圣事业。”“且存且读且珍惜”：我不求“名”，更不求“利”，只求为延续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一点点成绩！

　　（本文转自2014年6月18日《中华读书报》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