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在其毕业论文《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提到一本具有“传奇性”的西书The Economy of Human Life:《治生经济》。此书写于18世纪中叶，署名德茲利（Robert Dodsley, 1703——1764），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根据扉页和引言的内容，此书的作者原为一位西藏高僧。清朝皇帝命令一位50多岁名叫Cao Tsou的翰林（Han-lin）将此书由藏文译成中文。Cao Tsou 亲赴西藏，在拉萨花费半年时间完稿，皇帝升他为Colao（阁老）。最后，一位住在北京的英国绅士再将其译成英文，于1749年5月12日将第一部分译稿寄给在英国的另一位绅士，剩余部分大约在半年后寄回英国，最后在英国出版。

　　钱锺书指出《治生经济》是本“伪书”，18世纪没有长期客居北京的英国人。此外清政府非常重视藏务工作，如真有翰林一级的高官在拉萨工作半年，必然会有明确记载；Colao（阁老）是对内阁大学士的俗称。据《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的记载，清初设内阁，为最高政务机构，初设大学士满、汉各两人，沿用至清末。可见“大学士”是位高权重，从翰林直升大学士，史书必然会有明确的记载。由此可见《治生经济》是外国人的杜撰之作。

　　18世纪，满汉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仍是神秘的象征和崇尚的对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在西方也是如此。《治生经济》是一部成功借助汉藏文化来批判欧洲文化的伦理书籍。全书有上、下两部。上部有七章，包括“论人”和“宗教”等等；下部有五章，涉及“荣誉与贫困”等等。《治生经济》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靡英伦三岛，又译为各种西语，走红欧洲大陆；最后流传北美，一印再印。目前欧美旧书市场上出现的《治生经济》多印于19世纪上半叶。

　　笔者的存本十分珍贵，约小32开，皮面精装本，1795年由英国伦敦For S.and E. Harding 公司发行。封面四边烫金。书脊偏上方有块黑色小皮，上印金色书名，其余处从上至下嵌有精致的金花。全书内容只有全本《治生经济》的上半部，但每隔两三页就有精美的人物插图像：形象依然是白人，但画中的动作和思维却是东方化的，让人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