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季羡林先生张昌华摄

　　

　　

　　季羡林赠张昌华书法作品

　　我结识季羡林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系北大中文系商金林教授介绍。我为季先生出版过《季羡林自传》和散文集《清塘荷韵》。先生题赠我《留德十年》《牛棚札忆》等多部大著，并送我两件墨宝。1997年，他录了一首朱子的古诗贻我：“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为勉励我勤奋好学，季老在赠我的几本书上都题上“自彊不息”四字，还谦称我为“兄”。

　　我先后赴朗润园拜谒先生五次，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尾随商金林教授去睹季先生风采的。去的不是时候，时值午饭，桌上已陈两碟小菜：大白菜、花生米和芹菜炒肉丝。那时先生夫人尚健在。师母已显老态，有点龙钟了，拄着根拐棍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另一只塑料藤皮座椅已破旧，包裹椅圈的条子已松散、散脱，椅中央有块自制的土棉垫，一只大白猫懒慵地盘睡其中。在同栋楼的另一头，先生还有一小套，据说是北大特别照顾季先生书多作藏书室。先生就在这间藏书室接待我们的。我印象中朝南的窗子边，先生置有一小办公桌，大概为夏日遮阳，玻璃上贴有几张包书用的牛皮纸；除了满屋书外（小书架），实在看不出多少墨香与风雅，反倒有种沉闷和压抑，甚而有点霉味。因下午先生全国政协有会，商教授匆匆谈完事，我们便告辞了。1992年，我写信告诉先生吴作人病重消息，先生立即撰《寿作人》并去探视老友；并致我一函，为他未及事先征得我同意，在文中引用我信中一段话而表示歉意。

　　1997年，为编他的“自传”，我专程拜访。他面呈难色，说他自述性文字星散在各集子中，应征得原出版社同意才好，以示尊重。我说此事由我负责协调后，他方同意。记得那次我送他一把宜兴紫砂茶壶，商教授后来告诉我，先生将壶放在书架上，底座还贴一小条“张昌华赠”。《季羡林自传》出版后，卖得挺火，先生很高兴。当他获知有一名“字痴”的读者，指出书中有错字时，我说是我编校不力。先生却说：“不一定是你的错，很可能是我写错了。”大概为了证明错不在我，他说：“年纪大了，好多字想不起来了，连朱光潜先生晚年写文章，手边还放本字典呢。”2003年岁末，我为先生编散文选《清塘荷韵》，书名、栏目以及选文均由我拟定，寄请他过目。他让秘书李玉洁打电话给我：“先生说就这样好了。”只字未动。先生的自谦，对他人的尊重、和蔼及坦诚都显示在处事的细微末节中，尤其是先生的真诚，那种高风亮节是我辈望其项背的。

　　2002年先生出版《清华园日记》（1932-1934，辽宁美术出版社），那是他大三、大四年级日记，他在序言中说：“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无谎言。”日记中他记了对今天已成为文化大名人某的微词，记了抗日年代自己对战争的恐怖与贪生，甚而无聊时逛街后产生的性幻想，都赫然在目，包括错别字。日记出版时，社方曾建议作适当删节。先生不同意，坚持实事求是，“一字不改”。为了存真，还出了影印本。先生说，他这是赤条条地走向舞台，“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读者领略到真正大家的风范。激动之下，我写了篇长长的读后感寄予先生。

　　我与季羡林先生照相的故事尤值一记。第一次拍照，向友人借的一部傻瓜机，他说他已照了三张，并为我示范一次。那日，由商教授陪同。与先生谈罢正事，告辞前我委婉提请：为先生拍照并合影。先生首肯，正襟危坐于书案。我掏出相机，惶恐之中，忘记了操作程序，不知先按那个钮，急得满头大汗。陪同的商教授也是一位不谙新潮的学究，帮我参谋了半天，镜头始终打不开。端坐的季老为宽我心，不时整整衣冠。我越急便越乱，越乱越打不开镜头。最后我不得不红着脸，请先生原谅，把相机塞进包里，告辞。继之是为《季羡林自传》（商金林编）签约事，由商教授陪同。带的也是只傻瓜机，事先已请同仁装好了胶卷，把使用程序一二三记在小本子上，备不时之需。这次拍得十分尽兴，我先给季老拍生活照，请老人摆出各种姿势：伏案挥毫的，与波斯猫亲昵的。最后，我请商教授为我与先生拍合影。为保险起见，我请他连拍三张，其兴奋之情，难诉笔端。离开朗润园，我马不停蹄去拜访吴祖光、冯亦代、金克木和宗璞先生，当然少不了合影留念这招。回到出版社，我便直奔图片社冲洗。因我既不会装也不会卸胶卷，请图片社小姐代劳。服务员打开相机，圆睁大眼，朝我扑哧一笑。我问怎么啦？“胶卷没装上！”后果让我哭笑不得，我早向先生们许诺，回来后即寄照片的；特别是季老，我已对他失信了一次。我不得不一一写信，详细说明“内情”。宗璞先生亦是受害者之一，我向她说了真相，宗璞大笑说：“真有趣，你可就此写篇小文章呢。”

　　《季羡林自传》出版时恰逢季老八十五华诞。不久，我藉送样书给季老的机会想照相。拜访那天，恰季老正患眼疾，老人家说“下次吧”。

　　丙子（1996）岁暮，《东方文化周刊》薛冰约我拜会季老，请他做“周刊”顾问。我们同去的好有几位，约好下午三点半拜访先生。抵京后一下火车，打车到北大商教授处已是三点过五分。拜见老先生，决不能失约，为争分夺秒我们把带的大包小包，匆匆暂置商教授家，旋风般赶到朗润园。与先生谈毕公事，最后一个节目，对我来说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目：照相。我打开随身携带的提兜一摸，天哪，相机竟丢在商教授家！幸好同行友人带了相机，本文配发的这幅照片，是端着友人的相机拍的。

　　季先生的晚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2004年为敲定《清塘荷韵》书稿最后事宜，我应约到北京301医院见先生。时值冬日的上午，下车我便买了只花篮，可下错了地方，手捧花篮走了足足二十分钟，才到了301医院。途中，手冻得生疼，同行汪先生年轻，要帮我捧花篮。我为了表示真诚，不肯。到了医院门口，季先生秘书李玉洁在传达室接待我们。她“打坝”，不让我们见先生，说了一套又一套“理由”。听她说到“季先生每天坚持五小时写作，要把接待客人的时间从睡眠中扣去”时，我才不再坚持。可前一天，我去见萧淑芳（吴作人夫人），萧先生一听说我要去见季先生，马上兴冲冲地亲自书写一份贺卡，委我亲手转交并问候先生。为向萧先生复命，我让李秘书手持萧先生的贺卡拍个照，以便我交差。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他不喜欢人家称他“大师”）化作一缕青烟，翔入云霄。

　　（作者系资深出版人、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文人系列丛书《曾经风雅》《民国风景》《故人风景》《百年风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