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遐
夏坚勇开通微信才3个月。1月5日19∶30，原本寸草不生的朋友圈弹出第一条状态：“《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正式发布！
凭借首发于《钟山》2018年第3期的长篇散文《庆历四年秋》，夏坚勇上榜。同榜的有莫言、阎连科、贾平凹等。这是继2015年《绍兴十二年》之后，“宋史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浏览夏坚勇的“成绩单”：庄重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甚至还有中国新闻奖。作品不多，品种齐全，一锤定音。夏坚勇说，自己写得很慢。
“小时候，上学路上经常一边走路一边读书，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眼睛都搞近视了。”透过镜片，夏坚勇的眼睛时常半眯缝着，目光敏感而深邃。海安普通话，夹杂着江阴口音，这是两地生活的烙印。
一个人一支笔，调动千军万马
《庆历四年秋》，听着耳熟。
2015年秋，《钟山》主编贾梦玮向夏坚勇约专栏。“我最怕干这种‘驴子后面催出马粪来’的活儿。但想想我这几年对宋史有所涉猎，从中选几段有点意味的情节，两个月写一篇也不难，就答应了。题目是最早闯入的：《庆历四年秋》。”
“凡上过初中的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我把‘春’换成‘秋’，其效果正如鲁迅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
妙手偶得的好题目，交付给一篇万把字的文章太奢侈，夏坚勇决定重新架构。“事情本身很有趣，一桩不大的公款吃喝案，引起政坛高层的轩然大波，导致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但这并不是一本写改革的书。
“我不喜欢写改革，尤其不喜欢写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我只是把庆历新政作为一个背景，着眼点多在于世态人情有关的鸡毛蒜皮。我觉得把鸡毛蒜皮写好了也挺有意思，从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肌理和体温。秋色宜人，如果说‘秋色’是指《庆历四年秋》的总体色调，那么这里的‘人’就是世态人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夏坚勇写小说，创作戏剧，顺风顺水时却选择转舵。
1989年，调到江阴工作后，夏坚勇开始反思，“论中短篇小说创作，我可能比不过人家，历史文化方面的素养或许算是我的长项。中国古典文学里所体现的典雅富丽的美学追求，总是让我神往，于是开始着手创作历史文化散文。”
1999年，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约稿。“他们当时并没有说到大运河，但我却感到心头似乎被某种温热的东西轻轻撞击了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可以写大运河，因为我是在古运河边长大的。”夏坚勇认为《大运河传》是自己写得最饱满的一部作品。
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夏坚勇踏上了考察大运河的旅程。
“四处阒然无声，只有脚步踩在落叶上的絮响。我突然想到，寻找历史大抵就该是这种声音吧，行行复行行，在散漫中透出庄严和执著。”
站在大运河的源头向着万里长城呼喊，夏坚勇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大感情溢满胸际”。
“我始终有一个野心，想尽可能拓展散文的疆域。一头侵入小说，这是就技法而言；另一头侵入学术，这是就史识而言。我希望既能呈示细密精微的人情洞察，又有对于天下大势纵横捭阖的宏观把握。”
“我写文化散文，注重的是自己对文明的解读、考辨和反思，这中间最重要的是文化批判精神，一个是具备不具备史识，一个是批判的胆量，再一个是文本的表达，加在一起就是文化散文的风骨。”
对于走上写作之路的动因，夏坚勇坦诚得可爱，“谋生、虚荣、表达的自由。99.99%的作家是虚荣的，而且虚荣是走向创作道路的原动力之一。到了我这个年纪，主要是表达的自由，想把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
文学是夏坚勇的铠甲。“作为这一个写作者，在生活中会比较弱势。我又是一个敏感、自卑的人，生活中会有很多不如意之处，在文学里可以得到解释、释放，给了我自信，给了我充实、从容的生活状态。有时候，一个人一支笔，调动千军万马，想象之中有种帝王感。”
从《湮没的辉煌》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到25万字的《大运河传》，再到29万字的《绍兴十二年》，夏坚勇以“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抒写着“大散文”。
“选题材往往要在一个节点上，为什么要选绍兴十二年？从战争走向和平，整个政策的调整，抓住一点来写，把历史作为一个横切面，里面的内容所反映出的各种内容很多，可以涵盖整个宋代，甚至涵盖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
写来写去，还是写的20岁之前的自己
那夏坚勇的生命节点在哪里？敏感、自卑从何而来？
1950年生人夏坚勇，是遗腹子，小名福儿。福儿躺在田埂上，检阅羊群似的白云和浩浩荡荡的蚂蚁队伍，想象天马行空；福儿“从小就有一种畸形的自尊，最不喜欢人家问我大哥的病、家中的困难之类，即使那是出自真诚的关怀，我也一概不喜欢。”生活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深。“敏感是一个作家必备的素质。对外部世界充满警惕，看问题看事情看得很细，从正面能看到反面。”
15岁时，踏上孤独的求学之旅，大片的高粱刚刚收割，散发着苦涩微甜的气息，弥漫在福儿的记忆里。高中毕业后，夏坚勇“前3年是农民，后两年，被借到公社做新闻报道员”。
1973年，考取江苏师范学院中文专业，夏坚勇从农民变成拥有“定量户口”的人。开始大量阅读名著，弥补偏向历史演义小说的短板。几个月后，6000多字的处女作《车辙》整版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79年以后的10年，在海安县文化局从事专业创作。正是这段什么都写的岁月，练就了什么文体都玩得转的本事。
带着对寡母的不舍，39岁的夏坚勇调至江阴文化局。大热天凭着两个自行车轮滚过大江南北几百里，就为让母亲觉得那地方并不遥远。
“世界观、文学趣味、审美价值取向，是老家那块土地，那么一群人给我的，也是母亲给我的。乡下人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韧劲，自己想达到的目标自己去努力，达不到不要怨天尤人。”
夏坚勇有个观点：“一个作家写一辈子的作品，写来写去还是写的20岁之前的自己。那是你最初打量生活的眼光，这种眼光里面的情感和色彩，就是你看世界的基本态度。”
“有些东西印在你的脑海里、感情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写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涌现出来。”
《母亲三章》里，回到老屋的母亲，大限迫近，梦到小时候去外婆家，“路两边好多好多的菜花，一眼也望不到尽头，我赤着脚走啊，走啊，浑身上下全沾满了花瓣……”
“那是一种华丽的高贵，又是一种华丽的朴实。……但华丽有时是一种气势，本来并不华丽的个体，汇聚在一起就有了华丽的视觉冲击力。”这片绚烂在《绍兴十二年》里的花海，与母亲的梦境交叠。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晚年患癌，目不识丁的母亲，坚韧与智慧是从贫瘠的高沙土里生成出来的。
小时候，夏坚勇左耳游泳时灌水，拖成了慢性中耳炎。有一次夏坚勇在房间写作，母亲叫了好几声都没听到。“妈，我有一只耳朵听不见，现在基本废了。”母亲安慰道，“废了好，人生在世，总该有一缺，十全十美倒不好。”
后来细想，母亲这话竟似偈语。阴晴圆缺，盈虚溢损，所谓造化大抵如此。
从2017年12月24日开始，夏坚勇每天中速步行2万步，既能健身，又能边走边思考，“不大好的是不由自主地容易闯红灯”。步履不再矫健却更稳健。“生活的重轭是一本教科书，拂去风尘才见出深沉睿智的诗行。”
男人的喉音在午夜的寂静中回荡
省文联创作中心曾想调夏坚勇过去，“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与他是否生活在大城市没有关系。”夏坚勇把自己安放在寂寞里。
“我这个人交际面很窄。”2015年在省里开《绍兴十二年》座谈会，夏坚勇将书送给住在隔壁的王彬彬，“诚惶诚恐，希望听到王教授的评价。”过了一段时间，贾梦玮来电，“今天一早，王彬彬打电话给我，对你的作品评价非常高。”
“平实而不失丰腴，峻峭而不失圆润。”得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的好评不容易。
“我没有他说的那么好，赞扬我的，就是我努力想达到的。”夏坚勇坦言，“不太敢看以前的作品，有些语句没写好，像吞了苍蝇。”
“跨文体写作”造就汝窑般的质地，雨过天青色之上闪动着暖色的光泽。正是这股不张扬的力量，如圆舞曲般的旋涡，裹挟着读者。
“你不觉得那是文字，更像一个老友与你秉烛夜谈，西窗花影，酒酣胆热，男人的喉音在午夜的寂静中回荡。他的文字如同诗歌充满弹性，带着节奏和对仗，像河流一样恣意奔涌，读得你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充满喜悦和丝丝入扣的满足感。”读者陈九撰文《想起夏坚勇》。
王彬彬打比方，“舍不得读很快，就像我抽一支好烟，舍不得猛吸一样。”
夏坚勇也曾烟不离手。“之前戒过一次烟，基本不能写东西，头脑一片空白。这次戒了两年多，感觉慢慢回来，后期恢复了。写不下去时，就反复看前面的文章，水流不下去了，就反复疏通，慢慢就流下去了。创作，首要条件是要在不断地写中提高。”
读者有心却也无情，不被吸引随时会合上书页。
“我睡觉之前，经常随便拿一本书看看，翻到哪一页都行。所以现在形成一个对自己作品的审美标准：要让读者翻到任何一页，都能够津津有味地看下去。要达到这样的标准，作品必须写得饱满，你得考虑每一段、每一句、每一个字是不是安排得很妥帖？这句话是不是有语感，是不是讲得很有意味？你有没有把生活的肌理和质感写出来？”
前后左右广言之，“比如突破时间与空间跨度的限制，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物剪辑到同一个画面里，既能增强表达的密度，又能营造出一种意境。再比如语言，我特别强调语言的诗性，在情与景、情与理的交融中，让语言富于美感和韵味，同时又不失气势。”
王彬彬认为，历史散文要在历史学家专业性叙述之外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历史学家是给历史照一个X光片，老夏照了CT，这就是文学的价值。”史料浩如烟海，夏坚勇决不堆砌，也不掉书袋。
“好东西是聪明人花笨功夫做出来的。”夏坚勇一直用笔写作，包括检索纸质资料。
“一般资料要看两遍，第一遍觉得有用的，做记号；第二次把做过记号的再看一遍，这段资料可以放在大构思的哪一章哪一段。”夏坚勇透露，“第三部题材已定，提纲拟好。”
夏坚勇想起塞缪尔·巴特勒的那句话：“生命犹如公开表演小提琴独奏，一边表演一边了解乐器……”我表演了，我了解了，感觉是：我还能玩下去。这很好！
借用《岳阳楼记》中的词语，有些人、有些事，若浮光耀金；而夏坚勇和他的作品，如静影沉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