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子龙 

　　白子先生已年逾九旬。不过我总觉得他不像。他那鹅卵形脸庞上的笑靥依然那么灿烂。我特别欣赏白子的笑，那不仅是眉目和唇间的局部的笑，而是一脸的笑，真诚的、童稚般的本性的自觉流露，顽强的生命力、旺盛的创作欲和不老的心态的真实体现。

　　我与白子相识40多年。他虽然是店员出身，却文采风流。他的诗大都来源于生活，而他对生活的观察又有独到的视角。在他八十寿诞的时候，想起了朋友们谈起的他生活中的一些趣闻，和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觉得很有意思。先说几则趣闻。

　　都是我的学生 

　　有一次，报社和文联的几位朋友应邀到观音山一家企业作客。去的这批人中，有报社的副总编、主任，有文联和作协的副主席、秘书长，也有的是知名作家、记者。

　　入席后，白子起身，向东道主一一介绍了市里来的客人的头衔和姓名，然后稍停了一下，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吃了闭门羹 

　　某次，市作协在如皋开会。陈白子是作协的副主席，会务组在下榻的宾馆给他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晚宴后，醉眼朦胧的陈白子回自己的房间。他掏出钥匙，摸索着插进锁洞，可是左转右转怎么也打不开。

　　突然，房门开了，一个女人出现在他面前。白子勃然大怒，喝问：“你是谁？你怎么可以在我的房间里？”说着便要往里走。那女子堵在门口说：“是你开错了门吧！”说罢，“砰”地一声关上了房门。白子一愣，这才想自己的房间是在走廊的斜对面。

　　不知死活的酱鸭子 

　　李松林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年过中秋节，报社采购了一批酱鸭，职工每人一只。酱鸭，自然是经过厨师精心加工过的熟食，三岁小孩子大概都会知道的吧，可是白子不然。

　　松林说，那天他打电话通知白子来报社取酱鸭。白子在电话那头问：“酱鸭是死的还是活的？”

　　上面这几个小故事，文友们在和白子聚会时，每每都会戏说几遍，有时还会不断有新的故事补充进来，比如说他坐电梯不懂按电钮，头皮破了不会贴膏药等等，每每都会乐得众人捧腹大笑。白子本人不但不作气，反而跟着大家一起笑，憨憨的样子。他心里大概在想：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其实，大家在讲他的这些笑话时，全无损他的意思，而是觉得生活中的陈白子是太纯真、太可爱了。一回，醉眼朦胧中的陈白子突然看到房门口一个女人站在那里，一般的人也许会笑脸相向，而白子却是大怒，何等正气！至于不知酱鸭之死活，说明他对日常生活常识的缺乏，但也说明他不甘被琐事烦忧，甚至连大家津津乐道的生活福利这些值得欢呼的事情，他都无所谓，可见此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何等地高洁。他把那些作家、编辑、主编说成都是他的学生，听起来似乎过于夸张，有点抬高自己的意思，但一来这是一句大实话，二来从中看出他对受到他培养帮助而成长起来的晚辈又充满着一种自豪感。白子还有许多吃亏上当的事，以至于有些事成了他长久的心痛。提到这些事，我们的笑声便会戛然而止，转而为他不平起来。

　　我与白子，既是忘年之交，又有着师生般的情谊。上世纪60年代我在报社的时候，他是文艺副刊的编辑，我是跑工业线的记者。但我喜欢诗歌、散文，所以每天报纸到手都是先看副刊版，因而常常看到陈白子的诗。他的诗我虽然有些读不大懂，但却对白子这位诗人生出许多敬仰来。当时他三十多岁，高挑个儿，白净面皮，一举一动潇洒自如，像个风流才子的样子。开始我想接近他，但他一口道地的如皋话让我不知所以。语言交流上有了障碍，我就试着写诗请教，谁知他满腔热情地帮我修改，还鼓励多写。到后来，我们渐渐接触多了，终于成了师生一般的好朋友。一晃就是几十年。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集《蟹语》，白子看了后，既欣喜又赞赏，说《蟹语》寥寥数行，却寓意深刻，可称“经典”。他还写了一篇长达9000余字的评论《追随时代，还诗于民》，分三次在《南通日报》连载，之后不久便被《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和《中华文学选刊》等报刊全文转载，引起了诗歌界的注意。2003年我筹划出版诗文集《两京诗话》，后来由于不慎摔了一跤，拖到2004年春伤愈后才定稿。我将书稿呈送白子请他作序，他欣然应允，竟在病中捉笔，经过三次修改，写成了一篇3000余字的序文。《两京诗话》面世后，我在给白子的赠书扉页上，写了四句感言：“子龙写诗话，白子作序文。相交四十年，此书可传情。”

　　不久前白子因劳成疾，遵医嘱在家养病。我去他家里看望他时，坐下不久，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从里面抽出几份报纸。我打开一看，都是我在《江海晚报》和《南通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说我在外地做事，可能看不到这些报纸，便将它们收集保存起来，时间跨度三年多，现在全交给了我。我既惊讶又感动。这哪里是那个吃过闭门羹、不知酱鸭是死活的陈白子？他分明是一个细腻、深情、乐于助人、洁白无瑕的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