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俊 

　　徐开垒先生是作家，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如今他离开我们已整整8个年头了。徐老一生中写过不少力作，《巴金传》便是其中之一。

　　我和徐开垒先生早在1958年就建立了友谊，那时我在中华书局印刷出版部门工作；徐先生是《文汇报》记者，后来又任副刊“笔会”主编。他常到我们单位采访，我在宣传科工作，因此每当有报社记者来采访，领导常会叫我去参加。多次接触，徐老就成了我的好朋友、好老师了。从此我们常来常往，交情甚笃。

　　1990年的一天，徐老给我来电，要我星期日去他家一次，我也不知有啥事，反正星期天休息没事，去就去呗！

　　那天我很早就赶到新华路香花桥的徐老家，敲了敲门，开门的正是徐老本人，虽然他年纪比我大了近一代，又是个著名人士，但他一点没有架子，见到我，笑嘻嘻地做出热情迎客的手势，很客气地说：“欢迎立俊同志来到。”

　　我们在徐老的书房兼会客室“荧荧楼”里刚坐下，我就急不可待地问起徐老。开始他笑而不答，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后来在我一再催促下，才告诉我他特别喜爱毛边书。很多作家都希望在自己著作出版前搞到本毛边书，以便珍藏、纪念。在他看来，毛边书也许比正式出版的书更珍贵，更有意义。“听出版社同志说，《巴金传》将在你们单位印制，我想请你帮个忙，替我搞本毛边书。”徐老终于说出了心里要说的话。

　　多年做印刷出版工作，我知道徐老要的毛边书就是印刷过的、但还沒有经过装订、切边过的半成品书籍。听徐老这么一说，我心里不禁发毛：因为单位有个规定，任何人不得随意拿取产品，不管是成品还是半成品一概不允，除非有特殊情况，通过有关部门同意才行，不然作违规处理。

　　我感到这事有些棘手，但又不好意思回绝。徐老毕竟是个名人，又是我写作上的恩师，为我学习创作出过不少力，我怎么好意思拒绝他呢？徐老大概看出了我有些尴尬，就说：“立俊同志，如果不好办那就算啦，别为难你啦，就等书正式出版再说吧。”

　　我想，徐老难得托我办的事就出洋相，这还叫什么朋友和师生呢？真有点太不尽人情了！我想了想，只好说：“徐老师，这事我会放在心上的，到时我一定尽力办好。”

　　接着，徐老说：“如果需要钱的话，你告诉我，但绝不能违反你们单位的规则啊！”

　　临走时,徐老再次关照我：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遵纪守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责任，万万不得违背行事！

　　不久，《巴金传》开始上车印刷、折页了。我立即找到生产科长，把此事向他诉说一遍。科长是个严守规则的人，他听我这么一说，立即伸出手指搔了搔头，然后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作为生产科长，要本毛边书並不困难，但你要知道，出版机构把书交给我们印制，我们只有印刷权而无使用权。这事等我与有关出版社商量后再给你答复行吗？”

　　生产科长的话很在情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

　　没多久，生产科长满面春风地找到了我，把一本毛边的《巴金传》交到我手中，说：“经过出版社的同意，认为徐老先生是这本书的作者，情况特殊，他要本毛边书留作纪念，情有可原。现在就把这本毛边书交给你，请你转给徐老先生，并希望老先生今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当天下班后，我就把毛边书送到徐老的家。当徐老拿到毛边书，听我诉说有关故事，他对我表示很感谢，并将毛边书紧紧贴在胸前，激动得好一会也没说出话来，静了片刻才说：“作为一个作家，我一定不负众望，今后要写出更多更好的书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立俊同志，你也得抓紧写作啊！”

　　半年后，徐老来到我家，把一本由他签名的精装本《巴金传》交到我的手中，扉页上有字：“立俊老友存正。徐开垒，1991，9，19。”虽然近29年过去了，但我一直把它视如珍宝保存着。